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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一家所有”到“大家所有”和“社会共有”，协同创新，人才流动，长三角还需发力。

　　记者采访当天，陈晓剑教授所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质科研楼的电子屏上，不停播放着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的专家学者前来交流或举行讲座的预告信息。“长三角各高校之间的交流更频繁了。”在陈晓剑看来，长三角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长三角“科技创新的火车头”，也是全国科技创新的“腰杆子”，就好比核反应堆的燃料，不仅有爆发力，也有持续力。

　　2018年6月1日，陈晓剑参加当年在沪举办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会上三省一市成立首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他成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首批聘请的十名专家之一。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在安徽芜湖举办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三角科技战略前沿研究中心揭牌成立。陈晓剑又担任了中国科大长三角科技战略前沿研究中心主任。身份的多元化，为陈晓剑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带来了新的视角。

　　在谈及长三角地区的人才优势时，陈晓剑认为，长三角是我国人才密度最高、知识浓度最浓、基础研究最强的地方。长三角地区拥有如复旦、上海交大、中国科大、浙大、南大等8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6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全国各省区市A类学科共计719个，长三角地区高校A类学科有231个，占比32.1%。

　　讲起人才，陈晓剑很有感触：世界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使我们越来越相信一点，最大的生产力是人才！因为新思想的涌现、新工具的使用、新活动的实践是完全离不开“人”的。然而，在科技创新发展中，发动人才身上的生产力也是最难的挑战。长三角要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流动性，例如，上海首创基础研究特区的新模式，作为特区主体的创新单元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自由选题、自行组织科研、自主使用经费，并且在考核目标上接受失败、允许试错，这进一步激发了高层次人才的创新热情。

　　陈晓剑还以量子怪才保罗·狄拉克为例，说明了顶尖人才的灯塔效应——狄拉克年仅23岁就成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曾经主持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后进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度过人生的最后14个年头。以他名字命名的狄拉克方程成为一个象征符号，鼓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人才探索物理和数学的世界。正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物理系主任乔·兰努蒂所评价的：“一个大学的物理系拥有狄拉克就如同英国文学系聘请了莎士比亚。”

　　“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是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三大使命之一。”回望这五年，陈晓剑感慨，在科创方面，长三角已具备科技与产业创新“开路先锋”的地缘和要素基础，正酝酿着创新加速之势。近年来，上海张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同创”加快推进。数据显示，目前，长三角聚集了21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01家国家重点实验室、2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50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分别占全国1/3、1/5、1/6、1/7。

　　更为显著的特征是，科技和人才的价值实现往往是跨城市、跨区域的，长三角高质量的科技创新，首先需要在创新人才流动上再发力。

　　早在2019年举行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理论、方法和实践”高端论坛期间，陈晓剑就提出，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在于人才的互联互通，以“轨道人才”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轨道人才”的本质就是人才的往复运动，是高铁时代的产物。便捷高效的交通体系，使得学者、专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人才摆脱了空间的束缚，突破单一城市工作模式，实现多点执业、多重身份自由转换。“轨道人才”往返于城市间，仿佛只是从高铁的进站口走向出站口。高铁折叠了时空，把科技、经济、人文、医疗等资源不断聚合在一起，也在孕育、催生着新的创新发展模式。

　　高铁正把长三角区域连接为一座城，“轨道人才”得以孕育而生，成了区域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突击队与正规军，为长三角一体化向更高水平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多年来，“轨道人才”正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由成本驱动的规模扩张阶段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迈进。

　　以上海和合肥为例，普速铁路时代，往来上海需要从蚌埠绕行，全程要十多个小时；高铁时代，两城之间的列车往来只需两三个小时。陈晓剑观察到，高层次专业人才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工作和生活的区域不一定重叠，往往不在一个城市。同时，长三角区域内“轨道人才”的密度随之跃升，人才持续扎堆、集聚产生“蜂聚效应”。在长三角这片我国人才密度最高、知识浓度最浓的区域，正涌现出一批“创新高地”，带动产业升级、经济发展，使产学研实现良性循环。这些“轨道人才”的流动，推动了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和最佳配置，实现了科技和人才价值的最大化，正成为区域发展的倍增器。

　　流动性是人才的基本特征和属性。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人才拥有属于个人所有的较为丰富的知识资本存量，是稀缺的创新资源，人才流动是一种“用脚投票”机制，人才改换门庭，实际上是通过启动市场力量来促使一种积极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益共享行为，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技术的扩散。

　　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在《5000天后的世界》中写道，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人们的工作方式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数百万人一起工作的场景将不断地涌现。陈晓剑认同这一点，他认为，AI科技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工作方式的改变，对我们现有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挑战。人才从“一家所有”到“大家所有”和“社会共有”，既是人才制度管理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应对AI时代前所未有的新工作方式涌现的必要准备。今年1月，合肥印发的《支持“科大硅谷”建设若干政策》中就有一条：合肥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引进高层次人才，允许人才分别与高校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签订聘用协议，实现“双落户”。这一政策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前来科大硅谷“兼职”发展。此外，安徽还与江苏率先建立了南京都市圈外国高端人才工作许可互认制度，进一步促进科技人才跨区域交流。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陈晓剑畅想，这样的政策是否可以放大到整个长三角，在三省一市建立一些平台载体承接流动的专业人才，“让创新人才不是吃各家饭，而是吃大家饭”，实现长三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享协作机制，以此促进高层次人才价值和红利的全面释放。

　　可喜的变化是，近年来长三角高校之间的交流交往正日益热络。其中，中国科大与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科研院所等建立起了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长三角可持续发展大学联盟、长三角碳中和产学研联盟等一系列合作机制。